张俞新近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类的公司，这位已经在广州做了17年服装业的“老人”正打算成为另一个领域的“新人”。

他坦言，此刻，是他最彷徨的时期。

1994年，张俞从香港来广州从事纺织服装加工生意。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张俞在广州也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工厂。之后几年，忙碌着赚钱，一切那么美好。

直到2009年。受2008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增速开始下滑，加之珠三角长三角出现的“用工荒”，张俞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他们勉力维系，还将工厂迁至内地，但日子还是越来越难。“这个行业我真的不看好了，周围的做纺织挣到些钱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如果说2008年大家还想扛过去，现在大多数人没有信心了。”张俞说。

在中国加入wto的第十个年头，贸易相对自由化的纺织服装业迎来最大考验。

峥嵘岁月

张俞来自香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纺织服装行业在香港犹如今日在中国大陆。

18岁那年，张俞开始在香港的一家服装公司打工。“那时我只是一名小跟班。”或许有着做生意的天赋，在那里仅仅呆了四年张俞便跳出来自己做。“工作的时候积累了很多资源，年轻胆子也大，就跳出来贴个牌子自己做了。生意时好时坏，倒是有了一些原始积累，然后就开始炒股，想赚快钱。”

那两年香港的产业一样不好，因为股市疯狂了一段时间，情景和现在的大陆有些相像，没人愿意做实业。

这样过到30岁，遇上了波斯湾危机，几年的积累一赔而光。“股市下来之后，更没人去做产业了，那时候很多的纺织服装厂开始转移。”张俞说，“我也是那时候被逼出来的。”

1994年，张俞来到了广州。他没有马上买地建厂，只是租了厂房，招了些工人，加工生产。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非国有资本最先进入的就是纺织服装行业。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轻纺织业在东部沿海一带发展起来。“第一是因为进入的门槛较低、投入也较少；第二人民的生活有这方面的需求；第三，当时国有工业之中，最困难的就是纺织。”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业部主任孙淮滨说。“那个年代，政策完全是在帮助企业，工人也比较听话。”张俞回忆着最初的那段时光。

那时候的生意真是好做，“同行业的人都很年轻，我30岁已经算老的了。”张俞说，“当时我主要就加工香港的单子。同行做出口的，英美这些国家还有配额。当时配额最多的省份就是广州，我知道买卖配额的很多。”

回想起来，张俞觉得自己当时错过了一个好时机，“1993、1994年很多人开始做内销，创个牌子自己做，内销非常火爆。可能当时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百姓对衣食变得有要求，做得好的工厂一天能出货1万到2万件。一件衣服赚10块钱，你想想是多少。”“当时租的是国企的厂房，租金非常便宜。当时我有四条生产线，一年也就2万~3万，相当于没有费用。”

2000年，纺织行业非国有经济占到了90%以上，成为这个行业的主体。

wto来了

张俞真正下决心在广州买地建厂就是在2000年。

“我们听到消息，2001年中国可能加入wto，再加上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所以当时就有个判断，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应该是保持稳定的。”张俞现在回想，自己当时的判断很准，“当然我没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开玩笑似的说。

1994年乌拉圭回合关税与贸易谈判之前，在国际工业品多边贸易中，纺织品一直游离于wto体系之外，接受与wto原则相悖的mfa机制的调节。mfa是一项限制发达国家进口或者发展中国家自动限制出口的歧视性协议，中国于1984年1月18日正式加入。“那些年中国的纺织行业一直受到这个机制的压制。”孙淮滨说。

1994年纺织服装终于回归到wto的框架下，达成了纺织品服装协定（atc），规定：从1995年开始的十年间，分为四个阶段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取消纺织品及服装的配额限制，实现自由贸易。2005年1月1日为最后阶段，所有配额限制全部取消。

孙淮滨说：“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必须要成为wto的成员，才能真正融入到纺织服装贸易的自由化。”“2000年，我做了两件事。”张俞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是决定买地建厂；第二是买了一些铺面开始做内销。”

他说：“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加入wto之后，我们是要做外国人生意的。原来租的厂房又小、又破，人家来看你厂房规模和环境的时候肯定是通不过的。这些事情，香港经历过，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

回想起刚入世那段日子，张俞说：“那阵子，中国的很多地区曾经掀起建厂热。那时候10万元人民币就能开一个小厂。一段时间内，曾经导致我们的工人很不稳定。”

不过那只是个小插曲，并没对大家造成什么阻碍。

2002年中国入世元年的“成绩单”见证了大家的这种疯狂。“记得那年纺织出口突破了600亿元大关，创下出口历史新高。”孙淮滨回忆。

最好的光景

一路走过来，张俞感觉最好的光景还是2005年到2007年。他说：“开始租房的时候我只有4条生产线，2003年扩大到12条，好的那三年，我们不仅12条生产线全上，而且还会外发好多单子。”

2005年，对纺织服装行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大家感受不尽相同，但是身在其中的人都记忆颇深。

按照atc的规定，全球纺织服装的配额时代应该宣告结束。中国纺织行业在“后配额时代”元年保持加速增长势头。这引起了欧盟业界的恐慌，强烈要求对中国部分纺织品进行设限。

2005年2月23日欧盟表示，可能会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采取“特殊保障机制”。之后，一系列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调查”相继展开，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层层升级。“当时这个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孙淮滨说，“最后我们和美国、欧盟不得不再次谈判，对一部分产品重新设置配额，美欧各有三年。”

不过这个事件也让中国人认识到，加入wto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增长空间，但是所谓的“贸易自由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化”。

2007年上演了另一段“插曲”根源来自国内。

新《劳动法》出台使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发展起来的传统纺织服装业受到莫大的挑战，“一天之内，相同的内容我说了九遍，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给工人讲新《劳动法》。”张俞说，“那段时间，我只是让工人明白，新《劳动法》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工人出来做工还是想赚钱，那段时间甚至没有什么人离开。”

很快，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虽然张俞一直强调是自己的运气比较好，但是这可能与他很早就停掉了大部分出口生意有关。张俞回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还在7点多的时候他就很少接外单了。“因为我们预测汇率会一直升下去，那肯定是大家都没的玩了。”张俞很早就将精力转移到了接内销品牌的单子上。“2008年，危机来了，内销火了，我正好赶上。”他说：“危机那年虽然很惨，但是大家抱的还是能扛则扛的心态。”

转行

2009年年中，“用工荒”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张俞又先人一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追着工人跑向内地开工厂。

他说：“我选择了江西的黄石镇，离广东近。大概50~60人的厂子，用我以前的一个组长在那边负责管理，他的老家正好在那边。”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失败的，半年就关闭了厂子。“我发现他们用我的工厂接私活儿，干完才做我的货。而在当地开厂，只能用当地人来做管理，这种事情发生很难避免。”

2010年他也曾跑到内地的一些省份准备带着项目投资，最后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在这个行业里面坚守了30多年的张俞突然萌生了“离开”的念头。“离开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我真的不看好了，周围的做纺织挣到些钱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如果说2008年大家还想扛过去，现在大多数人则是不看好了。”

这一年，学者们开始猜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即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过渡。这个“点”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

随着这种变化，内需成为下一个热点，创品牌做内销也成了不少人的选择。但是张俞坚持认为，创品牌最好的契机是上世纪90年代初，现在已经晚了。“渠道已经被最先做的人占领了。”他说。

张俞的工厂现在有150人左右，他最近拒绝了两组想跳槽过来的工人。“没那么多单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他说。

现在，真的是到了大家都思考“怎么做”的时候。（经济观察报）